把執(zhí)行財政預算違法、決策失誤等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行為納入官員問責制刻不容緩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一年一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提交的審計工作報告，揭露了眾多的國家機關嚴重違法使用財政資金和腐敗的情況，再一次引起國人震驚！

　　國家審計署揭露的國家機關違法使用財政資金的腐敗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從1996年國家審計署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審計報告以來，差不多每年都要披露類似的嚴重問題。時間過去了8年，問題年年揭露，違法腐敗勢頭未見遏制，國庫資金仍然以令人心靈抖顫的數(shù)目被人鯨吞。這是為什么？

　　尋直接原因，就是雖然過去一些年，審計機關勇敢地抖出了一些問題，但政府追查責任的措施并沒有跟進，重要的違法責任人并沒有被追究，這無疑使違法者有恃無恐。往年根據審計報告也查處了一些違法人員，但都是些具體辦事的工作人員。而一個部委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被挪用或侵吞，領導不應該不知曉，有的就是領導直接決定和參與的，可是領導既不負直接違法責任，甚至連領導責任也很少追究。如2002年審計報告查出某部領導集體決定挪用水利基金用于蓋樓，當時常委會審議報告時委員們強烈要求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但是該領導已易地做官，只給了一個行政處分了事。而更多的是被揭露出有嚴重違法和腐敗的單位，領導根本沒有負任何的責任，甚至照樣升遷了。這樣審計雖被“高高舉起”，而處理卻被“輕輕放下”，何以能服人，何以能警世？雖昭之者切切，但受之者忽忽。對審計結果不追責問效，對違法者不嚴加追究，審查雖無私無畏、忠勇可佳，卻仍然可能是勞而無功。當然，這個責任不在審計部門，而在政府、人大常委會和檢察機關。

　　究深層原因，則在制度缺失和政府管理能力虛弱。審查出的大量財政違法行為從制度上本是可以防止其發(fā)生的。問題在于我們的財政預算制度留下的各種漏洞太大，就如同以網擋水一樣沒有效果。這些制度性問題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中國至今沒有建立起一套現(xiàn)代公共財政制度，財政不統(tǒng)一。說是統(tǒng)一的預算，實則是個大拼盤，預算財政資金各自為政，任意支配。大量的預算外資金存在，使財政資金的污水橫流。

　　二是政府預算不向社會公開，成了國家機密；預算管理和執(zhí)行更是少數(shù)人的暗箱操作。長期以來預算神秘化的做法給不法之徒提供了溫床，國家的巨額資金成了少數(shù)幾個人的囊中之物，不出問題，那才不符合人的本性。

　　三是沒有建立規(guī)范的預算制度，編制什么樣的預算和預算細化到什么程度等問題沒有解決。預算改革，部門預算和細化預算，喊了多年不見落實。預算太粗，有意讓人看不懂，錢往何處去不讓人看清楚。給執(zhí)行預算的各路官員過大的隨意運作、任意審批資金的權力。把錢放在部門口袋，去向規(guī)定又不明確，官員自肥或讓地方官員“跑部錢進”就成其必然。

　　四是預算缺少法定性和權威性，使得一些部委大員和小員們根本無視預算。因為預算本來就是他們提出來的，然后在人民大會堂走了一遭形式，原樣交給他們來執(zhí)行。在各政府部門眼里，預算本來就是自己給自己做的，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有何法律約束，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而且歷來就是如此！

　　審計問題，屢查屢犯，問題根源是清楚的。要解決問題，近處的辦法是要問責究官：嚴重的直接責任者，繩之以法；有領導責任者，應令其下馬！新政府建立的官員問責制，不能問輕不問重（這種惡意違法行為，比事故責任更嚴重，因這是故意，那只是過失），問下不問上。把這種執(zhí)行財政預算違法、決策失誤等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行為納入官員問責制刻不容緩。只有不放過任何責任者，政府才能取信于民。

　　遠處的辦法是盡快完善財政預算制度：一要建立統(tǒng)一的公共財政制度，任何國家機關只有通過經人民代表大會審查批準的預算花錢才是合法，國家機關不允許有國家財政預算和法律規(guī)定以外的財源渠道和花錢渠道。二要國家的財政預算和預算管理執(zhí)行都必須是公開透明的，公眾是可以看得見、能了解、可監(jiān)督的。三要改革預算編制，實行部門預算，預算細化到每筆款項去向的單位，錢的去處讓人們一目了然。政府或部門的機動費或預備費一般不得超過5％，以極大地減少執(zhí)行預算的隨意性。四要人大對預算進行實質性審查，以增強預算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預算可由政府提出草案，由人大財經委和預算工委編制，預算審議初步要進行到財政分配項目和大的撥款項目。惟有采取這些制度建設措施，審計查出的問題才有望得到根本解決。而這些改革有百利而無一害，不會影響任何社會穩(wěn)定和政治敏感問題——除了會損害一些人的私利和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