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26 14:44 來源：吳美華 張彥偉
摘 要：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新公共金融正是研究如何為應對全球化挑戰(zhàn)而融資的一種新理論。本文通過追溯該理論的起源，基本分析框架的勾勒，以及對其貢獻和局限的評價，展現(xiàn)新公共金融理論的全貌，以期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經濟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新公共金融；全球公共產品；跨國外部效應；全球公平發(fā)展
一、引言
從上個世紀末首發(fā)于東南亞國家并迅速波及全球十幾個國家和地區(qū)的金融危機，到進入21世紀以來不斷發(fā)生的貿易爭端、日益猖獗的國際恐怖活動，后來的SASR和禽流感等傳染性疾病在東亞地區(qū)的爆發(fā)及其在全球的蔓延，以及海嘯、地震、饑荒等事件接連不斷，人類的生存和發(fā)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這一連串事件給人類帶來的心理恐慌和經濟影響，迫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現(xiàn)代化、全球化進程中人類生存的約束條件及公共選擇。盡管表面看來這一系列不斷發(fā)生的事件并沒有必然的內在聯(lián)系，但是深入分析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們有一共同特點，即后果的波及性特強：雖然這些事件發(fā)端于某個國家或地區(qū)，但是它會迅速傳播到其他國家甚至全球。因此，單靠一國的努力是無法應對和有效解決的，必須進行國際合作。這就涉及一個根本性問題：在國際層面，由誰、通過什么途徑籌集資金去解決問題？資金如何配置才既有效又公平？這就是新公共金融關注的焦點。
二、新公共金融理論的邏輯起點和研究思路
（一）核心概念的擴展
1.公共產品的擴展：全球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
薩繆爾森1954年在《經濟學與統(tǒng)計學評論》上發(fā)表的關于“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概念并給出了定義，后來這一定義一直被沿用至今。當提出公共產品概念時，事實上它被限定在一國范圍之內，所以我們稱之為國家公共產品（National Public Goods）。國家公共產品按照受益范圍的大小又可以分為全國性、準全國性、地方性公共產品。這種按受益范圍大小區(qū)分公共產品層次的目的是界定公共產品提供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責范圍。不言而喻，提供全國性公共產品的職責在于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的職責在于地方政府，而準全國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則是中央與地方的共同職責。
然而，在開放條件下，隨著政治經濟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國際經濟一體化、全球化進程的迅速推進，不同國度的人們不再是不相干的各自棲息于自身領地的居民，而是有著廣泛聯(lián)系的地球村居民，這可以看成是國家疆界在理論上的延伸。某些原來全國居民共同消費的公共產品的消費邊界隨著國家疆界在理論上的延伸而擴展，變成幾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共同消費，甚至是全球的共同消費，前者是區(qū)域性公共產品，后者是全球性公共產品。諸如促進國際和平和安全，控制全球性傳染疾病，預防并減輕氣候變化的風險，建造國際金融體系并促進國際金融穩(wěn)定，減少貧困和其他形式的人類剝奪等。
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這兩個特點決定了市場機制提供公共產品的低效，因而非市場機制（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就有了一個合理的理由。政府可以依據公共權力強制征稅為公共產品融資。但是在國際領域，由于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權力機構，由誰通過什么途徑為全球性公共產品融資就成為問題的關鍵。
2.外部性的擴展：跨國界外部效應
經濟學中判別一項經濟活動（生產或消費）是否產生外部效應的依據是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的差別。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則產生了負的外部效應，反之則產生了正的外部效應。在封閉條件下，外部效應只局限于一國之內，對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影響有限。
但是在開放條件下，以國際貿易為紐帶的國際合作將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人們卷入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傳統(tǒng)相互區(qū)別的地理空間。如此人們生產和消費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就具有了更大的外部擴散效應。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及2003年 SARS等傳染性疾病。
在傳統(tǒng)的外部性理論中，政府可采取稅收、污染許可證或財政補貼、稅收優(yōu)惠等措施，消除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差別，使外部效應內在化，糾正外部效應。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一般說來在一國之內，成本和收益總是能迫索到外部效應的發(fā)起者的。但是，當產生跨國界的外部效應時，成本與收益的考量就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民族文化等相互關聯(lián)而變得十分復雜，使一國政府運用公共權力糾正外部效應的努力受到嚴格的制約。
3.公平的擴展：全球公平發(fā)展
公平有社會公平和經濟公平兩層含義。經濟學中，公平是與分配相聯(lián)系的概念。建立在私人利益基礎上的市場機制是不可能有道德關懷的，因此公平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公共產品。政府往往通過收入再分配和轉移支付來達到公平和正義目標。
公平的全球視野就是幫助窮國戰(zhàn)勝貧困和疾病，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發(fā)展的成果，所以全球公平發(fā)展也是全球公共產品。這不僅僅出于道德關懷，經驗顯示發(fā)展停滯或倒退的惡果可能殃及全世界，發(fā)展在全球安全和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富國的政府幫助窮國戰(zhàn)勝貧困和疾病，身處富國的人們也將更加安全……”，“資助窮國可能有利于富國實現(xiàn)自我利益”。
（二）新公共金融理論的邏輯起點：公共財政
1776年《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公共財政的創(chuàng)立。此后在近200年時間里公共財政一直以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作為理論基礎，信奉“看不見的手”會自動將私人利益導向公共利益，于是要國家財富增長，最好的政府就是干預最少的政府。因此，公共財政所關注的中心是政府如何籌集資金（稅收）來支撐有限的政府活動，所要研究的問題也僅限于有限的政府收入本身，而且很少有深入細致的分析。這些從早期的有關公共財政的論著中可窺一斑。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市場結構的變化，政府的經濟作用在加強。公共財政已無法解釋、分析和解決有關的經濟現(xiàn)象和問題。特別是1929年爆發(fā)的經濟危機，摧毀了人們對“看不見手”的信念，而“凱恩斯革命”又激發(fā)了那些對市場喪失信念的經濟學家們不斷為政府干預尋求合理性依據。20世紀初逐漸形成和成熟的福利經濟學，為考察政府干預是否適當提供了依據和系統(tǒng)的理論分析框架。福利經濟學使我們認識到，效率和公平是社會財富增加從而增加社會經濟福利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切經濟活動所應該達到的目標，政府經濟活動也不例外。總之，時代的變遷，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賦予了公共財政更廣泛更深層次的內涵：從只關注政府收入本身的問題，轉變到關注政府收支對經濟的影響和公共部門本身經濟活動的合理性及其效率。到20世紀50年代公共財政逐步演變發(fā)展成公共部門經濟學。
公共部門經濟學主要分析政府所從事經濟活動的后果及與社會經濟目標的關系。既然“市場失效”給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那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有限的資源怎樣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配置才有效率？薩繆爾森在1954和1955年的論著中，借助“公共產品”這一概念進行了分析，提出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帕累托最優(yōu)配置的必要條件，這一研究開辟了公共產品供給達到私人產品供給同樣效率的分析途徑。沿著這一途徑，蒂伯特（1956）對社區(qū)之間競爭進行了研究，提出“以足投票”理論，后經斯蒂格利茨 （1977）擴展，形成地方性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一般理論。這些研究說明：第一，非市場機制（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獲得如市場機制提供的私人產品那樣效率的必要殺件是：提供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等于它的每個消費者的邊際支付（稅收）總和；第二，只有在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才可進行再分配；第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決定了各級政府在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職責分工不同。
盡管公共財政只研究政府收入本身，而公共部門經濟學賦予了支出與收入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兩者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這些研究都只局限于國家層面，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自然就落在國家權力的代表——政府頭上。依此類推，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跨國外部效應的糾正也應該是一個全球性機構的職責。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機構的權力超越國家權力，因而也不存在一個全球性政府，聯(lián)合國也只不過是一個“俱樂部”式的機構，不具有超國家的強制權力，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國家層面，政府可以通過強制性征稅為國家公共產品籌集資金，國際層面，在全球性政府缺位的情況下由誰通過什么途徑為全球公共產品以及其他需要全球集體行動的事情籌集資金？很顯然不可能強制性征稅，即使聯(lián)合國可以通過“會費”籌集一些，但對于那些拒不交費的國家，唯一的強制性手段也只能是驅逐出“會”。由此看來，在全球化條件下公共財政或公共經濟學應重新被定義和塑造。
三、新公共金融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新公共金融界定
1.新公共金融的含義
如果說公共財政是單主體的國家主義模型，那么公共經濟就是市場和國家（政府）互動的雙主體的混合經濟模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是競爭與合作的關系。
新公共金融是在吸收了混合經濟模型的這一“合作”模式的基礎上，為全球化的各種需求融資。它拓寬了公共財政主要以單一的國家為中心的局面，涵蓋了為迎接全球化挑戰(zhàn)的國際和國內需求的幾乎所有方面，它把公私合作關系引向全球化公共政策領域。由于它主要是為迎接全球化挑戰(zhàn)融資，因而稱其為公共金融更合適。
2.新公共金融的目標
新公共金融是為應對全球化挑戰(zhàn)融資，因而與以往的公共部門經濟一樣，新公共金融的目標仍然是效率與公平。這里的效率是指全球公共產品的配置效率，關鍵是確定哪些是全球公共產品或區(qū)域公共產品，由誰來組織提供，成本如何分擔等等；這里的公平是指發(fā)展問題的全球公平，在國家領域，收入分配的公平通常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xiàn)，在國際領域也能通過這兩種手段實現(xiàn)嗎？如果可以，由誰來實施？否則，如何實現(xiàn)全球公平？
（二）全球公共產品及公平發(fā)展的生產路徑
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使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產生了新的跨國需求，如需要國家政策更簡單透明、需要協(xié)調公共政策、糾正跨國外部效應等。這些需求可能來自國外，也可能來自國內，甚至可能來自政府自身。這些需求信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揭示出來，才有了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提供。由于政府是國家公共產品的提供主體，它可以通過多條途徑促使公共產品的生產，如建立激勵機制鼓勵私人部門生產；強制個人和企業(yè)改變自身的行為使之符合社會公眾的愿望（這種行為改變帶來的正外部效應也是公共產品）；政府主動生產和提供中間公共產品（如準則和標準）、最終公共產品（如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等。
在國家領域，某一公共產品總體供給水平等于各路徑產出的該種公共產品的總和。推而廣之，全球公共產品也應由該種國家公共產品加總產生，這在很多情況下是如此。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一種全球公共產品的總體供給水平卻等于“最弱環(huán)節(jié)”該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改善公共衛(wèi)生服務和航空安全措施就是很好的例證，這是典型的“漏桶效應”，因而需要通過跨國合作以提高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同時，又由于在國際層面不能如在國家層面那樣強制征稅，這就產生成本如何分擔的問題，正是這一問題導引經濟學家們對該領域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
對全球公平發(fā)展的官方援助過去更多地出于道德和倫理關懷，這導致了官方援助的不穩(wěn)定性，這種不穩(wěn)定性可能會給受助的發(fā)展中國家國內政策舉措帶來成本高昂的斷層。當然道德和倫理關懷并非不重要，只是不能僅局限于此，如果加入國家利益的考量，效果要好得多，因為不發(fā)展所帶來的疾病、暴力等會使發(fā)達國家付出更高的代價。因此支持發(fā)展的路徑不應僅局限于官方援助，還應該開辟其他的生產路徑，如跨國外部效應的內部化、提供足量的區(qū)域性和全球性公共產品、對欠發(fā)達國家投資、開放貿易、提供就業(yè)、進行市場整合等等。
（三）新公共金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創(chuàng)新
在國際領域的一切政治、經濟活動只有得到主權國家的認可和配合才能順利有效地進行，因而面對全球性挑戰(zhàn)，新公共金融的政策方法和工具應同時注重兩個方面，即國界之內的國際合作和跨國界的國際合作。
1.國界之內的國際合作
在開放的條件下，國家為了自身的發(fā)展和加強其國際地位，必須對外部壓力做出反應，加強國際合作，同時考慮外部需求和內部需求。當然這也是有條件的，同樣要考慮合作的成本和收益，通過權衡在國內政策中做出相應的安排。
第一，在政府預算和防止負跨國外部性之間平衡。自“凱恩斯革命”以來，各國政府預算的壓力在不斷加大，因為一方面公共開支因人口老齡化、義務教育等內部需求而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強烈影響了政府收入——為消除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障礙，很多國家稅收制度都傾向于國內稅，尤其是增值稅。而同時全球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的爆發(fā)以及全球經濟衰退等負跨國外部性對政府公共開支施以更大的壓力，如果僅考慮政府預算的平衡，那么負跨國外部效應累積的結果會引發(fā)全球性財政危機。因此國內政策必須在政府預算和防止負跨國外部性之間進行平衡。
跨國外部性內部化的政策工具有：管制、財政激勵、國家污染權交易機制及配額系統(tǒng)；平衡政府預算的措施有：擴展財政會計賬目以促進預算可持續(xù)性、創(chuàng)造必要的財政計提空間、增加對預算程序中政治因素的考量。
第二，與全球市場合作以管理國民經濟風險。經濟開放帶來了機遇，但同時帶來的宏觀經濟波動的風險也在加大，它要求政府創(chuàng)新宏觀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在這方面可借鑒20世紀金融和保險行業(yè)的經驗：將風險分攤到大量的市場主體上，鼓勵其在有效益的前提下承擔風險，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單個主體因懼怕?lián)p失而打消從事有前途的風險事業(yè)的意愿。隨著市場的全球化，國家可通過國際資本市場來跨國界地置換和分散國家特定性風險�！皣鴥壬a總值指數(shù)化債券”就是這樣一種風險管理工具：通過推動與宏觀經濟總值如國內生產總值掛鉤的指數(shù)化證券的交易，即將國內生產總值與債務比率控制在一個小范圍內，從而使得國家主體可對重大衰退的風險進行對沖。
第三，國內政策構成應從國家層次轉向國際層次。對于防范恐怖襲擊、控制傳染性疾病的傳播這類“最弱環(huán)節(jié)類型”的全球公共產品來說，最好的做法不是花費更多資金用于提升本國安全系統(tǒng)，而是幫助貧窮的、最弱環(huán)節(jié)的國家，從而對全球安全做出貢獻。
稅收領域的問題也是如此。大多稅收問題是通過雙邊而不是多邊渠道進行解決的。如對流動性主體雙重課稅問題，目前全球已有2000多個避免雙重課稅的雙邊協(xié)定，然而還是有很多“收入流”能規(guī)避當前的協(xié)定安排，逃過國家稅收部門的監(jiān)管。逃稅、避稅、轉讓定價以及稅收競爭導致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收入大量流失。出于效率和公平考慮，這個問題應該通過多邊渠道、遵循兩個原則解決：即資本輸出中性以及國際公正。隨著電子商務以及其他因素不斷侵蝕國家的征稅能力，全球稅務合作在逐漸增多，且各類稅收協(xié)定都依照“經合組織”及聯(lián)合國《協(xié)定范本》制定。這意味著將稅收體系這一國家公共產品轉變?yōu)槿蚬伯a品。總之，將國家政策構成從國家層次推向國際層次，可以避免國家間過度競爭，改善各國的狀況且不會侵蝕國家的決策主權。
2.超國界的國際合作
第一，向私人部門開放跨國界的國際合作項目。在過去幾十年中，一開始人們無限信任市場的作用，但“市場失靈”使人們將這種信任轉而寄托于政府身上，只是當政府也如市場那樣“失靈”時，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人們才清醒地認識到，市場和政府兩種機制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補充的，公私伙伴關系就是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一種市場和政府相互補充的模式。
在全球化條件下，這種模式可以有效地彌補因“政府缺位”導致的全球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糾正跨國外部效應等問題。這是因為：其一，某些政策問題常常達到危機的程度才會被納入國際政策議程，很多政府間機構有多重使命，使得他們難以通過以結果導向型的方式解決這些緊急問題，而公私伙伴關系和單一事件融資機制在這方面具有比較優(yōu)勢；其二，新的金融技術（包括證券化和項目融資）正隨著私營主體一起進入國際合作領域，這使國際合作項目能夠通過轉向金融市場克服資源的約束；其三，營利和非營利機構參與全球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可糾正政府間合作失敗——當影響到其切身利益的全球公共政策由于政府間談判陷入政治僵局，或者因為一些國家政府搭便車而不能在國際合作項目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而產出不足時，他們會采取集體行動督促政府糾正政府間合作的失敗。
第二，私人利益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結合。隨著私人部門越來越多地介入全球公共產品領域，他們會更多地考慮投資回報。這就要求考察合作的經濟合理性以及市場導向性。
獲得凈收益是“合作”的前提，這可以通過“成本收益法”對合作項目進行測算。但是即使“合作”的凈收益巨大，如果分配不均合作也難以開展。因而，為了得到對集體行動的政治支持從而開發(fā)潛在的收益，就需要一些再分配措施，例如以資金轉移的形式激勵那些不能從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中得到凈收益或者收益較少的國家的參與，讓合作對有關各方都具有經濟合理性從而使國際合作順利進行。
除此之外，還應重視市場手段的運用。逐利的市場行為主體可能會設法去創(chuàng)造一個新市場，這時政府間組織的作用就是與他們協(xié)作并幫助開發(fā)市場（資助創(chuàng)新行為或者發(fā)揮管制功能），并且促進對現(xiàn)存市場的使用，如發(fā)展中國家的生產者很難利用國際商品期貨市場，政府間組織可在發(fā)展中國家建立國內中介，并且通過提供技術援助和其他服務來幫助這些中介組織取得成功。
當然對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應以國家層面為主，盡可能減少國際層面的干預，特別是對一國政府產生財政影響的干預�？梢园凑找韵缕脤哟芜M行：國家——市場——管制——激勵公私合作——對外援助，只有當前一個偏好不足時，其后一個偏好才被考慮。
第三，提高對外援助的效率，促進全球公平發(fā)展。雖然公平發(fā)展取決于足量的對外援助，但更高的援助效率能夠減少資源浪費，并且可能更好地說服捐助者支持對外援助。提高援助效率的方法可從四個方面加以考慮：一是基于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和制度發(fā)展選擇使用貸款和贈款。貸款和贈款一直是對外援助的主要方面，體制脆弱的最貧困國家應該只接受贈款，隨著一國收入的提高和制度的健全，貸款相對于贈款的份額可以加大，直到援助全部通過貸款提供。二是提供足量的區(qū)域和全球公共產品。援助的有效使用以及發(fā)展的成效取決于持續(xù)、高度地重視公平和足量的區(qū)域和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提供這些公共產品的潛在好處是十分巨大的。例如，多邊貿易機制的改變?yōu)榘l(fā)展中國家?guī)淼暮锰幙赡芙p倍于目前官方發(fā)展援助；新的特別提款權發(fā)放方法可能會極大地減少高成本地持有外匯儲備的風險、對抗金融危機。三是促進私營主體介入發(fā)展�？赏ㄟ^對發(fā)展進行投資來減少私營部門的風險，如提前購買承諾，獎勵成功的創(chuàng)新者，前提是他們開發(fā)的產品符合特定的承諾。四是加強全球公共產品和對外援助之間的一致性。
四、評價與展望
（一）對新公共金融的評價
1.新公共金融的主要貢獻。第一，新公共金融拓展了研究視閾——將其置于全球框架下。這一拓展為新公共金融提出了任務，更重要的是為各國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目標——調和國內外需求。第二，以往更多地從政治和道德倫理層面解釋國際合作動力，新公共金融將“自利本性”納入考量，重構國際合作的動力機制。這一步有著重大的意義，它把國際合作從一個本質上政府間的過程轉變成一個多元主體的過程，為全球公共政策、方法、技術及工具的創(chuàng)新提供理論支撐。第三，借鑒并融合了公共部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金融經濟學、金融工程學、環(huán)境和衛(wèi)生經濟學、國際關系學、組織行為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知識，結合了行為經濟學、激勵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與公共選擇、委托—代理理論的見解，這種多學科性反映了全球性挑戰(zhàn)的本質，同時也為現(xiàn)代經濟學提供一個研究范式。第四，研究方法上采用案例分析法，從案例的解剖中提純政策、工具、方法，為以后的新公共金融實踐，尤其是新公共金融技術工具的研究和開發(fā)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2.新公共金融的局限。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新公共金融沒有形成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僅拓展了幾個重要的分析概念，如全球公共產品等，其理論基礎仍然停留在公共部門經濟學階段，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釋在國際領域的新問題。第一，全球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標準是什么？基于國家公共產品的“薩繆爾森條件”能否適用于全球公共產品？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薩繆爾森條件”假設：國家是公共產品的單一提供者，且公共產品的提供成本由本國居民納稅支付。全球公共產品因提供主體的多元化和無權對外國居民普遍征稅而難以滿足假設條件；第二，市場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糾正外部效應等，這就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合理的理由。這一理由在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等問題上是否還成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又如何解釋某些國家（政府）在全球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的“搭便車”行為和非政府主體糾正政府間合作失敗的行為？第三，“蒂伯特效應”顯示，公共產品具有在受益范圍內共同消費的特點，這意味著許多人（有時是所有人）對該產品的成本和收益的偏好相同。那么全球公共產品也應具有在全球范圍內消費的公共性，但是全球存在的巨大的差異性和差別性說明，全球公共產品的偏好差異很大，那么全球公共產品到底應該反映誰的偏好？與此相關的是，如何獲得關于全球公共產品真實偏好的信息？目前新公共金融卻繞開這些必需回答的理論問題，將研究重心放在技術性政策工具方面。
（二）對未來研究和應用的展望
新公共金融的研究者們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些應該回答而沒有回答的問題的重要性，這實際上也指出了后續(xù)研究的方向和重點。相信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結果會最終產生一個關于新公共金融的綜合理論。
事實上一些新公共金融方法、技術和政策工具已經在國際合作領域得到運用，這些方法、技術、政策工具正是從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如支持農業(yè)創(chuàng)新的提前購買承諾、降低私人投資風險的擔保工具、減少全球環(huán)境污染的“碳”基金等。這說明新公共金融理論并非空中樓閣，它有著廣泛的實踐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然而，要使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好的兼顧國家內外部需求，更彈性地使用政策制定權力還有很長的路，尤其對在國際政治經濟中處于劣勢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
總之，正如經濟學大師斯蒂格利茨所言，新公共金融“是一座里程碑，也是一個重要開端。未來歲月里，人們將在它開拓的領地里耕種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