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并無可爭辯地載入世界現(xiàn)代化的史冊。據世界銀行估計，英國在工業(yè)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花了58年（1780―1838年）；美國花了47年時間（1839-1883年）；日本花了結34年時間（1885―1919年）；巴西用了18年時間（1961―1979年）；南朝鮮用了11年時間（1966―1977年）；中國只用了10年的時間（1977―1987年）（World Bank，1991），大大超過英、美、日等國當年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也成為目前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若以俄羅斯等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相比，中國改革初期的條件遠不及俄羅斯。若將中國1978年與俄羅斯1990年市場經濟轉型初期經濟發(fā)展條件相比，第一，中國實際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羅斯水平，據世界銀行估計（1996年），中國人均GDP的PPP（實際購買力平價）美元值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羅斯為6440美元，相當于中國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國農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羅斯水平，中國為82%，而俄羅斯為 26%，是一個城市化與現(xiàn)代化程度相當高的國家；第三，中國農業(yè)勞動力占總人口就業(yè)比重大大高于俄羅斯，中國為71%，俄羅斯為13%，中國還面臨著如何解決龐大的日益增長的農業(yè)剩余勞動力問題；第四，中國人力資源條件大大不及于俄羅斯的情形，中國成人文盲率為31%（1982年數據），俄羅斯為2%，中國15歲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為4.6年（1982年數據），而俄羅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將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國有企業(yè)管理人員的文化素質與俄羅斯相比，也是差異甚大。令人驚奇的是，中國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成功地實現(xiàn)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避免了俄羅斯生產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1989年下降了40個百分點）、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yè)率以及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中俄兩國改革初期的條件差異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為不同，而所獲得的改革結果大為不同。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中國1994年與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長了1.51倍，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6.3%；俄國1994年與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7.0%.（World Bank，1996）

　　為什么中國比較成功地推動了經濟改革呢？與其他轉型國家相比，中國改革的獨特道路是什么？近年來這些問題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興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國采取了“漸進”的改革方式，而俄羅斯等國采取了“激進”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報告（1997年）認為，支持中國自1978年以來持續(xù)高增長有四個重要條件：第一，中國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二，經濟結構的變革；第三，選擇了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務實和漸進的改革；第四，中國的市場化改革。

　　王輝博士所著的《漸進改革：中國經濟改革之路與人力資產》（美國蘭德公司，1994年）一書，是在眾多研究中獨樹一幟。該書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作者從新的理論視角──人力資本理論來解釋為什么中國領導人必然要選擇“漸進”改革的方式？這種漸進改革會導致社會發(fā)生何種變化？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決定制度選擇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這一決定因素是人力資產的話，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條件下，它們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發(fā)生轉化，實現(xiàn)再升值？為什么要強調人力資產升值的“漸進”性，它與“漸進”改革之間有什么內在邏輯聯(lián)系？作者別開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們對如此驚心動魄、復雜紛繁的改革過程及其發(fā)展邏輯有了本質性的觀察與思考。

　　中國改革具有何種性質呢？如何準確的評價呢？作者把中國的改革視為一場“漸進革命”。這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含義：首先，中國的改革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場革命，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著市場經濟方向發(fā)展；其次，中國的改革就其演進過程而言是漸進變化的，顯示出一種漸進變化的方式，以及這種并不驚天動地的、平穩(wěn)的變化的累積效果。按照作者的話來說，“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漸進的；實質上它深刻地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

　　從1978年改革以來的十幾年來，這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的一瞬間，即使計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的時間，也不過只相當于這一歷史時期的 1/3，然而卻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請讓我們來看一下歷史事實：1978年農民出售農產品總額中，政府定價的部分占92.6%，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政府定價部分占有97%，工業(yè)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總額中，政府定價占100%.[2]到目前為止，上述產品的政府定價只占10%左右，與西方國家基于自由競爭和價格機制的市場經濟已經相差不遠。1978年非國有企業(yè)占工業(yè)總產值的1/4，到1995年這一比重已達3/2，而國有企業(yè)占工業(yè)總產值比重已由 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國有經濟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國有企業(yè)，除了少數大中型企業(yè)還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預之外，大部分國有企業(yè)已經轉向或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在現(xiàn)實生活中，除了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如居民房租，水電器費用等）之外，消費者采購基本是面向市場，并受價格信號的影響。絕大多數生產者和供給商不僅要受到價格信號的誘導，而且還受到消費需求市場的制約。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報告（1997）認為，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轉變，這兩種轉型的合力將產生強大的旋渦和逆流的浪潮，它們是可能破壞穩(wěn)定的潛在因素，而且總是難以預測。單是由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就是變幻莫測的：人們親眼目睹了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經濟崩潰。同樣，從鄉(xiāng)村型的農業(yè)社會向城市型的工業(yè)社會的轉型也有許多風險。在富裕國家中，這一轉型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而在中國，這一進程被縮短為一代人或兩代人的時間。[5]可以認為，這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早已超過改革初期決策者的預想，或者說決策者變得比較聰明了，采取了漸進方式，通過不斷調整現(xiàn)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減小風險，減小阻力，減少動蕩，使改革較為平穩(wěn)地進行，有力地支撐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正如作者所說，中國改革的實踐已向世界證明，漸進改革能夠取得革命性的效果。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關鍵所在。

　　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選擇了漸進的方式呢？作者首次提出決定中國經濟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資產，相當深刻地揭示和論證了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這是作者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必然要涉及和處理原有體制下形成的龐大的各種資產問題及轉化途徑。作者把它們分為三類資產：一是物質資產，諸如國有企業(yè)資產，包括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已及土地等資產；二是制度資產，諸如工業(yè)組織、企業(yè)制度、市場制度和官僚行政體制等；三是人力資產，即包括各種人──改革的決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員、企業(yè)所有者和經營者、工人、農民、個體戶等，也包括他們的知識、經驗、技能、習慣和價值判斷。幾乎在處理所有資產轉化過程中，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如何處理物質資產，特別是國有資產，并把國有企業(yè)改革簡單地歸結為國有資產的轉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同樣人們開始關注如何處理舊的制度資產，如何建立新的企業(yè)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視人力資產的轉換與再升值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制度選擇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環(huán)境中發(fā)生、發(fā)展、進行的。無論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參加人制造出來的。中國改革中最深遠意義的變化是與經濟體制中人力資產有關。人的素質最大程度地決定了改革的環(huán)境與改革的進程。人不僅是發(fā)動改革、決定如何改革的可變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約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資產及其價值是不盡相同的；同樣的人群，不同體制下的人力資產數量和質量特別是知識與經驗的數量和質量也是不盡相同。這些差別本身與人力資產形成的特征有關。正是這種差別導致改革進程變化有別，改革的成效大為不同。因此，作者的重要結論是，在原有體制下的所有資產，人力資產在變革時代處于所有資產轉化的中心，也是整個體制導致變化的決定因素。這就為我們從本質上理解為什么中國改革必然采用了漸進方式提供了較強的理論解釋。

　　漸進改革取決于改革中人力資產的變化積累過程。處理原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物質資產和制度資產，就象東歐和前蘇聯(lián)那樣，一夜之間宣布“私有化”，一下出售國有資產，打破原有的經濟制度。但是，把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具有高度專門化的人力資產轉化為適應市場經濟并提高他們的潛在價值，是不能靠一個政治宣言和一個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實現(xiàn)，它需要不斷實踐摸索的過程，更需要花費時間。作者明確提出，人力資產形成、轉化、升值必然須要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積累過程。新體制下的人力資產并不是憑空產生或由外部輸入的，它恰恰基于舊體制下已經存在的各類的人力資產及其轉換。首先，決策者需要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學習的“試錯法”和“邊干邊學”過程。誠如鄧小平所言“摸著石頭過河”（有人稱“貓論”或“摸論”），采用實驗、試點的方法，取得實際經驗，然后再逐步推廣或擴散，循序漸進地促進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本身成為漸進改革的一部分。領導人的人力資產存量──即他們對改革的知識、經驗、理論的積累不可避免地需要經歷了一個“由少積多”、“由淺入深”，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認識過程，甚至還包括“跌跟抖”、“翻車”、“下臺”的痛苦教訓，同時也學會了更多的靈活性和創(chuàng)造性，大大地降抵了社會和個人政治風險，改革同期的變化幅度趨于明顯縮小。其次，政府官員需要學習甚至借鑒他國建立市場、保護市場、促進公平競爭、誘導企業(yè)行為、維持秩序、增加社會公益等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知識與經驗；再有，企業(yè)和企業(yè)家需要學習如何適應市場需求、克服不確定因素、降低各種風險、建立新型經濟組織結構、吸引新技術和新知識，改進管理方法等知識與經驗，官員公務員化、專業(yè)化和技術官僚化程度明顯地超過歷史任何時期，也超過許發(fā)展中國家；還有，十分分散的億萬農戶、十幾億消費者需要逐步適應新的制度環(huán)境，逐漸熟悉利用法律保護個人合法權益，這一切都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也都需要經經歷必要的學習過程和認識過程。這就決定了受各類人力資產變化約束的改革進程必然要是“漸進”的，改革結果必然是“量變引起質變”。

　　作者強調了人力資產轉化及再升值對政策的重大意義的作用。在中央計劃經濟中，在所有的資產中，與其說物質資產配置不合理，不如說人力資產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當，既壓抑了生產者的積極性，也壓抑了消費者的積極性。因此，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中，不對人力資產進行重新調整、改造、轉化，就不可能實現(xiàn)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經濟發(fā)展。我們可以積極引進最先進的國外技術，大規(guī)模吸引外資，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徹底制改造國有企業(yè)，但是沒有適應市場經濟的人，市場經濟就無法運轉；沒有具有現(xiàn)代市場管理經驗的企業(yè)家，國有企業(yè)就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沒有具有現(xiàn)代市場競爭意識的職工，同樣也無法適應經濟結構變動而引起的“下崗待業(yè)”。所謂人力資產的轉化，按照作者的定義，是指“完成人的特性從一個經濟體制到另一個體系的根本性轉變”，“由在指令性計劃體制中高度專業(yè)化的人力資產轉變?yōu)檫m應自由選擇和有序競爭的人力資產”。在兩種不同體制下人力資產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由計劃經濟所決定，具有塑造、分配、單一、指定、管制、服從等特征；后者更多是由市場經濟所決定，具有個人適應、選擇、多樣、調整、自由、競爭等特征。由于不同體制下的人力資產特性有本質性差異，因而人力資產的效益相差懸殊。前者構成社會發(fā)展的最大資源浪費，長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構成經濟增長的最大資源潛力，有效地“發(fā)多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由于新體制減少了對人的選擇與決定的限制，激勵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勵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提高人對知識與經驗的需求，因而這一人力資產轉化之后，必然引起更大范圍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中整體價值的提高”，是人力資產成為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最主要的資源。僅僅是人才還不能構成經濟發(fā)展最主要的資源，只有使人才完成這一根本性（以漸進方式演進的）轉變，才能成為發(fā)展最主要的資源。

　　如何促進人力資產轉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說如何使新的人力資產成為新制度生存與發(fā)展進而發(fā)揮作用的基礎呢？作者將人力資產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相對固定的人力資產，如經驗、知識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資產，包括學習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資產轉化與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資產的迅速擴大。這包括三種途徑：首先，促進分散化決策。因為原有的計劃官僚體制控制和削弱了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yè)和農戶的靈活性及其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映的能力，而市場經濟則是促進企業(yè)、農戶和消費者扮演主要角色，自主決策，靈活反應。其次，促進多樣化實驗。因為在這一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革中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覺”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覺”的圣賢。采取多種實驗能讓人們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和產生的信息。這就需要寬松的政策辯論環(huán)境、寬容的自由討論、相互對話溝通的環(huán)境。再有，促進開放式信息交流。因為中國不僅是工業(yè)化的后來者（late——comer），而且也是現(xiàn)代市場經濟的后來者。作為后來趕超先行者最主要的途徑是善于學習，勇于創(chuàng)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對中國改革至關重要，來自成熟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提供了獨特環(huán)境條件下改革設計的重要參考來源。開放式的信息交流，也會促進分散化決策和多樣化實驗，人們有條件可以利用較為開放的信息交換來尋找、選擇、比較各種體制，從而將加速人力資產的轉化和再升值過程。

　　最后，需要向讀者介紹的是，王輝從1980年代中期就開始積極參與中國改革過程，對許多重大事件有親身的感受，熟悉各種重要文獻及其背景；而后赴美國著名的重要思想庫——蘭德公司（RAND）研究生院作為第一名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受到嚴格的社會科學訓練，并廣泛接受社會科學最新成果，以“遠距離方式”觀察中國改革進程及其復雜性，創(chuàng)造性的解釋和說明中國改革的漸進性和革命結果，從新的視角“人力資產”理論做了深刻的概括。沒有作者的豐富的改革體驗，沒有吸收當代科學的最新理論，便沒有這部書的新觀點和新研究。

　　中國的改革是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革：它是由十幾億人民不斷實踐、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變革的過程，其困難之大，風險之高，復雜程度以及不平衡性發(fā)展都是達到歷史上的空前程度。然而中國十幾年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成果。這一漸進式的革命遠未有結束，我們對其認識過程尚未完結，對中國改革的深遠影響及其長期結果，我們還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學者立足于中國國情，吸收人類創(chuàng)造和積累的優(yōu)秀文化成果，獨立地思考，認真地總結。我相信十幾億中國人民不僅能創(chuàng)造出偉大的社會變革實踐碩果，也會創(chuàng)造出宏大的社會變革理論成果，以其特有的文明貢獻于人類社會。

　　參考文獻：

　　Wang Hui：1994，The Gradual Revoluti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Movement，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U.S.A）and London（U.K.），Copyright by RAND.

　　World Bank，1991，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The Challenge of the Developmen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From Plan to Marke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2]張卓元：“中國經濟理論三部曲：商品經濟化、市場趨向化、市場經濟論”，《財貿研究》，1992年第11期。

　　[3]《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6年，第405頁。

　　[4]《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96年，第30頁。

　　[5]World Bank，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