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經濟市場化、政府干預　制度產品　主體創(chuàng)造性

　　一、市場化的必然性

　　中國歷代有重農抑商的傳統(tǒng)，所以自然經濟有深厚的根基。如果生產只為自己而很少或者不為交換進行，則必定是分散的而且水平低。大到一個國家，如果生產只在封閉中進行，同樣會發(fā)生類似的情況。中國是一個大國，長期以來主動或被動的只在內部進行生產和交換。相比較而言，西方小國林立，特別在早期城邦國家更多，如意大利就有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和米蘭等，這些國家面積小、資源不全，迫使它們必然進行對外的交換。在這種情況下，以自給自足為基礎的封建經濟就相對薄弱，從而允許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fā)展，中國在明朝末年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但由于封建勢力非常強大，所以很快被扼殺了。西方近代的革命是應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要求而進行的，所以能很快的走上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道路；中國近代的革命卻是由社會危機引發(fā)的，即使革命成功，也缺乏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基礎，尤其是缺乏市場觀念。新中國建立后，生產力雖然有較大的發(fā)展，但此發(fā)展是在計劃經濟下取得的，所以1992年中國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的意義非常重大。迄今為止，發(fā)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經歷了幾百年的演變和完善；世界上由政府主導建立的市場經濟卻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中國雖然提出了要建立市場經濟并列出了一個時間表（2000年初步建立市場經濟，2010年形成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但事實表明，這條路走得很艱難。

　　當今發(fā)達國家沒有那一個不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反之，不發(fā)達國家都是不實行市場經濟或沒有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國家，由此帶來了市場經濟的巨大魅力。表面看來，美國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極大豐富的物質財富，但背后隱藏的是市場制度。馬克思指出生產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在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后，生產力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因此市場經濟也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火車頭。

　　1991年后，美國進入了長期的經濟高速發(fā)展時期，以高新技術為標志的新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新經濟的萌芽顯然不是靠政府慧眼識英雄才發(fā)展起來的，而是市場中千千萬萬的腦袋相互碰撞的結果。生產力朝前發(fā)展是必然的，但它以何種方式顯現(xiàn)出來（如工業(yè)革命時以蒸汽機為標志，接下來是以電氣為標志）卻不能預知。如果沒有市場制度、沒有每個人對需求的不斷追求，而是寄希望于一種力量去引導經濟中的全體人民，除非這種力量是先知，具有神的意識，否則，生產力的發(fā)展必然受阻，但遺憾的是除了虛無的神，我們在現(xiàn)實中尚未發(fā)現(xiàn)誰具有這種力量。微觀經濟學已證明了市場制度下的平等競爭所形成的均衡價格，可以引導資源實現(xiàn)最佳配置，但現(xiàn)實中總有一些人過于自信，妄想用個人的意志來支配生產，結果常常帶來了災難。

　　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和自由選擇可以實現(xiàn)資源的最佳配置。當每個部門的利潤率趨于一致時，即馬克思所講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出現(xiàn)時，各部門間的資源流動將靜止，從而部門結構實現(xiàn)了合理化。在價格反映供求的情況下，一個部門生產不足，高利潤率將促使資源流入該部門；一個部門生產過剩，低利潤率將促使資源流出該部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人為的安排各部門的比例，其后果可能不太嚴重。但如果生產力已有很大程度的發(fā)展、各部門的關系已經非常復雜時，還靠一小撮人的腦袋去指揮如何實現(xiàn)比例合理、如何解決重復建設的問題，顯然是在干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使。1947年，戰(zhàn)后的西德由于價格管制和無所不在的政府管理，市場機制陷入了癱瘓，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但1948年，由于政府從控制下脫身，讓市場機制重新有效的運轉起來，生產和消費立即高漲，從而帶來了經濟奇跡。市場生產看似混亂，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它解決了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等問題，它能把我們所需的食物生產出來、運送到合適的地點、以可口的形式到達我們的餐桌上，它決定了至今最大的計算機也無力涉及的成千上百萬未知變量和關系的問題，沒有人去設計市場但它卻相當好的發(fā)揮著作用，因此，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中指出“市場體系有一定秩序，它行得通�！彼�以，只有市場制度才能在高度復雜的現(xiàn)代經濟中有條不紊的組織生產，而不會出現(xiàn)蘇聯(lián)時那樣的輕重比例嚴重失調的現(xiàn)象。到了今天，如果忽視市場的功能，還是習慣于人為的去調整產業(yè)結構，很可能會越調越亂。

　　貧困一直是世界的頭號大敵。歐洲在市場經濟建立起來的幾百年間，就將絕對的貧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不能不說市場經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如果沒有生產力的高度發(fā)達、沒有產品的極大豐富，僅僅在生產以外，如分配上做文章，貧困是不可能消失的。一塊蛋糕如果很小，你分配的再均勻、再合理，最多能保證每個人不餓死，但要填飽肚子卻是妄想，更勿須奢談吃飽肚子后想干的其它事情。中國在短短的20年間，如果沒有實行市場經濟從而帶動生產力的大發(fā)展，要解決全體人民的吃飯問題，恐怕也是癡人說夢了。今后，我們要走向富強，離開了市場經濟也是不可能的。市場經濟雖然最初是由西方進行實踐的，但它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的組織生產的最好方式，中國當然應該大力推行。

　　二、 市場化進程中的挑戰(zhàn)

　　1992年，中國正式開始走向市場經濟并提出要在20世紀末建立初步的市場經濟的目標。現(xiàn)在，我們重新審視所處的狀況，發(fā)現(xiàn)在思想和事實上仍面臨著市場化的一系列挑戰(zhàn)。

　　新古典經濟學崇尚市場制度，相信市場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尤其不會發(fā)生經濟危機，其顛峰是薩伊定理：供給自動創(chuàng)造自身的需求�？陀^的說，經濟學是在市場制度下發(fā)育成長的，但它反過來也促進了市場制度的發(fā)展和完善。因此，古典經濟學雖然有許多方面需要不斷的修正，卻對早期的經濟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重商主義將財富僅局限于金銀，顯然是狹隘的，但它對早期的資本積累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25年，英國首次爆發(fā)了經濟危機，市場經濟的地位開始動搖起來，人們在懷疑古典經濟學的同時，也對市場經濟進行了不停的質問。馬克思主義適應這種需要產生了，他指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的相對過剩，但他也指出資本主義一百年以來創(chuàng)造的財富比過去整個人類創(chuàng)造的財富多得多，即承認市場在生產方面具有強大的能力。

　　1929年，西方爆發(fā)了席卷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自由的市場經濟時代宣告結束，國家資本主義泛濫起來。根據(jù)凱恩斯的理論，經濟危機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所以政府的任務是擴大有效需求。當這種做法的效果開始顯現(xiàn)出來時，二戰(zhàn)爆發(fā)了。需求不足在人類不停地投放炸彈時已煙消云散了，整個社會源源不斷的生產軍用品又不斷地用生產出來的炸彈去毀滅更多的社會產品。二戰(zhàn)時期及二戰(zhàn)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面臨的是供給不足。因此，戰(zhàn)后資本主義進入了由需求拉動的黃金發(fā)展時期，但市場巨大的生產能力很快又發(fā)揮作用了。70年代末，西方陷入了滯脹的狀態(tài)。由于政府不是算命先生，不能預知新的需求，所以它擴大需求的政策顯然是對過去的需求進行重復，因此社會生產也只能以重復的方式進行，卻不能升級、不能前進。在市場經濟無限擴張的生產能力面前，單靠政府的刺激，當然難以走出滯脹的陰影，這也許在一定程度可以解釋凱恩斯政策為何失效。美國90年代的經濟高增長，最終還是靠減稅、減少對市場經濟干預來實現(xiàn)的。在運用凱恩斯的政策時，國家干預主義的泛濫和無節(jié)制的深入，導致政府集中配置的資源越多，同時意味著市場受到的限制越多，所以要創(chuàng)造出新的更高的需求就越困難。中國是由計劃走向市場的，在潛意識里，許多人會不自覺的傾向國家干預，如果政府的管理過多的話，則計劃經濟下的那一套將披上新的外衣再次重新出現(xiàn)。

　　20世紀后半葉，東亞經濟開始起飛。亞洲四小龍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典型的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政府在經濟的發(fā)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一直在實行趕超戰(zhàn)略，趕超的對象由早期的英美變?yōu)槟壳案�現(xiàn)實的周邊鄰居。根據(jù)李光耀的話，亞洲經驗實際可概括為兩點：好政府和社會先于個人的價值觀念。中國的封建社會很長，歷來是實行中央集權的制度，政府的威望在老百姓眼里自然比西方要高的多。中國一向也講究國家重于集體、集體高于個人的價值觀，因此亞洲經驗在中國尤其受歡迎。1997年，亞洲爆發(fā)了金融危機，顯示了政府主導型的經濟仍有致命的弱點：市場制度不完善。許多人慶幸中國躲過了這場危機，總結的原因是資本市場未開放，政府調控有力，這話是對的，但中國正面臨著開放資本市場的巨大壓力，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從長遠看來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阻擋的，不完善的資本市場易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而使金融領域的市場化停滯不前，一有風吹草動就依賴政府的調控，顧得了這時，但以后怎么辦？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當然很多，但市場制度不完善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有人從中吸取的教訓不是想方設法的完善我們的市場，而是把剛剛啟動的市場化又退回去的話，我們就可能因福得禍。

　　有人用財政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政府對經濟的參與程度，但我覺得用政府控制的經濟資源占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的比例來衡量政府對經濟的參與程度，在我國或許更為合理。目前，我國存在大量的預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活動，許多政府人員或以部門、或以個人的名義直接干預經濟活動，這些都無法用一個具體的指標進行衡量。好政府確實很重要，但如果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都依靠一小撮政府精英來安排，其效果還是值得擔憂的。歷史是由無數(shù)的合力在相互沖突中形成的（恩格斯），沒有千千萬萬的腦袋相互碰撞，而是靠一種具有先知的力量把所有人的努力都擰起來朝一個方向走，方向對頭，則幸哉；如果方向不對，則真是大災難。歷史要朝前走是客觀的，同樣，由千千萬萬的人參與的生產力要朝前走也是客觀的。在經濟發(fā)展中，如果忽視了市場參與者的創(chuàng)造力，而靠政府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來安排或干預生產，這不是以一小部分腦袋的思考來代替整個社會的思考么？一個政府無論如何的好，其能力終歸有限，何況政府要做的事很多呢？我們既然找到了市場這種制度，則生產方面的事最好交給市場去做，交給市場中千千萬萬的參與者去做，政府該集中精力去把其它事情做好。

　　中國有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但如果這個市場被分割的支離破碎，市場的力量就無法發(fā)揮出來。在許多行業(yè)，政府的保護似乎很重要，但一味的行政壟斷和市場經濟是背道而馳的，只有通過競爭形成的價格均衡機制才能引導資源實現(xiàn)最佳配置。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證明，市場機制作用越充分的地方，經濟也越發(fā)達；市場機制作用越充分的部門，競爭力也越強。在談到一些部門的市場化時，有人總是用“國家利益”、“國計民生”來搪塞，使得我們正承受巨大的效率損失。對于不向市場經濟中的個體提供商品或服務的部門而言，是否要市場化或許值得分析，但還有大量的其它一些壟斷部門呢？過渡經濟中的一個問題是舊有的利益框架已打破了，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條條”和“塊塊”下的部門主義經濟，如果在進一步的改革中，這些改革的受益者將本部門的利益納入所謂的“戰(zhàn)略保護”的范圍，則市場再也沒有發(fā)言權了。真正的市場經濟是不承認特權的，那些害怕市場化的人，有的是擔心失去了自己的特權。舊體制受背后利益動機的驅使會延續(xù)很長的一段時間，如果沒有改變陳舊的觀念，在改革的外衣掩蓋下，舊體制也會不停的復制自身。所以，只有把那些不該存在行政壟斷的部門放到市場經濟中去錘煉一番，才能使它們脫胎換骨，真正有利于國家的和人民的利益。否則，在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發(fā)達國家的經濟部門一旦全面進入中國，我們那些靠行政運轉的部門將如何競爭呢，總不能時刻以國家的名義來壓制別人吧。因此，市場化其實還有一個認識的問題，如果有人祭起各種形式的旗幟來反對市場化，卻也蒙騙了大多數(shù)人并得到他們的贊同的話，犧牲的將不只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fā)展，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整個國家的利益。

　　三 、市場化的推進

　　到目前為此，尚未出現(xiàn)如何建立市場經濟的模型或公式，而且可以肯定的說，如何建立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具體化的，但有幾個方面確實是它的前提，也是我們仍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途中應該努力的方向：首先是承認每個人的經濟利益，贊同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市場中的參與者必須是為自己謀利的人，如果利他主義在市場中流行，則市場的作用將完全崩潰，例如一件商品的價值是三元，你偏要為賣者考慮而用三十元來購買，則向市場提供了錯誤的信息，整個資源配置體系將完全亂了套，市場最基本的作用受到了損傷。要承認每個人的經濟利益，則產權必須落實，否則每個人生產的東西都歸了別人或別人生產的東西都歸了自己，生產的積極性將消失，怠工、懶惰等現(xiàn)象就會蔓延起來。其次是市場中應實現(xiàn)人人平等。強買和強賣或憑借特權在市場中占據(jù)有利地位，實質是破壞公平競爭和價格均衡機制的作用，從而破壞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一個社會如果行政壟斷盛行，則市場的作用將局限在很小的范圍，甚至會不斷的扼殺市場的活力。因此實現(xiàn)人人平等對發(fā)展市場經濟至關重要，但人人平等只局限于經濟方面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必須在全社會消滅了特權，才可防止特權介入經濟。中國有悠久的封建歷史，封建等級在制度上雖然已經消滅了，但事實表明，封建思想這個幽靈仍不停的徘徊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由此產生的特權思想仍很流行，特權的存在其實排斥公平的競爭，這是中國構建市場經濟的一大障礙，或者是我們在許多方面徒有市場經濟的外衣而缺乏其實質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充分發(fā)揮每個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不要用一些政策來窒息市場的活力。市場制度推動著經濟不斷朝前發(fā)展，永恒不變的政策只會阻礙生產力的前進，制度學派提出“適應性效率”的概念，馬克思也指出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和發(fā)展但它對生產力有巨大的反作用，如果上層建筑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雖然它遲早要發(fā)生變革，但對生產力總歸產生了阻礙作用，要是人為的維持一些過時的制度，則該阻礙作用將更為嚴重。第四是實行法治，遵守共同的規(guī)則，講究信用。法治就是用事先制定的規(guī)則而不是朝夕更改的命令來確定人們的行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缺乏信用的市場是人人自危、短期行為盛行的場所，從而其作用將受到嚴重的打擊。

　　在中國的市場化中，一個靈活的有適應性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歷史上曾經非常強大，但近代卻迅速衰弱了，究其原因，保守封閉的制度是第一罪魁禍首。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是壓制和奴役人的，任何可能的創(chuàng)新，包括市場制度方面的萌芽，在強大的封建專制面前都會被扼殺。歐洲的中世紀同樣是死氣沉沉的，基督教會統(tǒng)治著每一個人的思想，如果沒有后來的文藝復興從思想上解放歐洲，資本主義也很難發(fā)展起來。市場經濟顯然需要靈活多變的制度，需要各種各樣的創(chuàng)新，否則就會失去它自身的活力。由于中國的封建制度一成不變，所以中國一直沒有完整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迫使我們在社會主義下仍需完成市場化的任務。 根據(jù)西方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經驗，市場中的各項制度并不是由誰先知先覺的提出來的，而是在市場的長期選擇中經過不斷完善才最終確認下來。要把外國的市場制度搬到中國來當然很容易，問題在于使這些制度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是隱藏在背后的習慣、意識、思想等非制度的東西，所以照搬別人的制度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它的市場經濟其實是殘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似而神不似。許多人認為政府在經濟方面該制定各種制度，由于政府事先不可能體察到市場中的每一變化，尤其是創(chuàng)新方面的變化，所以政府如果將制度從外部加給市場的話，將不可避免的窒息可能的創(chuàng)新，扼殺市場的活力。如果把制度看作是一項產品的話，許多人仍奉行制度產品的計劃生產方式，即政府確定生產什么樣的制度、如何生產，然后再根據(jù)政府的意圖去分配這些制度，從而可能導致計劃經濟時形式單一、不適應要求的制度產品大量繁衍。因此，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應首先解決制度如何市場化的問題。真正的經濟制度應由市場的參與者來進行創(chuàng)造和選擇，根據(jù)博弈論的觀點，好的制度不一定能進入均衡狀態(tài)，進入均衡狀態(tài)的制度不一定就是好的，所以政府應對市場中產生的各種制度進行甄別，即對好的制度進行認可而不是絞盡腦汁去制定各種各樣的制度。 市場在生產方面有巨大的效率，但它對社會也會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一部分人可能會品嘗到市場化的幸福果實，但不可避免的是有人將陷入市場化的不幸之中，原因很簡單：市場只在生產方面最有效，如果一個窮人不能為生產做出貢獻，在市場中他將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在分配中也一無所有。由于市場經濟中，是生產而不是道義決定分配，所以貧困和富裕往往共存。分配過于懸殊是市場經濟的第一個缺點，但只在分配上做文章，反過來影響地是生產，從而可供分配的產品將更少，所以消滅貧困問題首先要發(fā)展生產，發(fā)展市場經濟而不是限制市場經濟。

　　市場的第二個缺點是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問題。從理論上講，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應該到最能實現(xiàn)它的價值地方去交換，才能在全社會對資源進行最佳的配置。現(xiàn)實的情況是生產者不能充分了解信息或了解信息的成本太高，或由于客觀條件如運輸?shù)南拗贫�不能到最能實現(xiàn)其價值的地方去交換。所以市場不能解決交易的問題，信息和交易成本影響了市場在生產方面的效率，由此帶來了資源的浪費。但迄今為止，人們尚未找到更有生產效率的制度，根據(jù)制度經濟學派的觀點，最明智的方法是從外部對信息和交易成本進行完善。因此，政府其實還應該為市場經濟做各種善后服務：解決市場中信息不充分和交易成本的問題，解決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解決各種外部性的問題等。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國家干預主義不能講沒效果，可是如果它泛濫起來，則對經濟終將產生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