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一位鄭州媒體朋友發(fā)現(xiàn)他購買的豆奶制品存在質量問題，商家當場答應給他調換。我這個朋友是懂法的，他要求商家必須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給予雙倍賠償，但商家卻把“皮球”踢給了廠家。但是，廠家拒不賠償，還說出了“有能耐你去告我”之類的“狠話”。
這位朋友當然不會花錢費力去法院起訴，他馬上想到了當?shù)氐馁|量監(jiān)督部門。但質監(jiān)部門說，要想立案，就必須有相關質檢部門的檢驗鑒定，檢驗部門不歸他們管，需要他自己和檢驗部門聯(lián)系。
這位朋友或許對政府機關的工作效率不敢恭維，于是，他想走個捷徑，去找當?shù)叵M者協(xié)會。但消協(xié)卻告訴他，如果是個案很難處理，“你可以先登個記，什么時候能夠處理，我們會通知你。”
無奈之下，他只好再去找質檢部門。沒想到，在這里碰到的遠不止是麻煩那么簡單，他們張口就要檢驗費1000元。
投訴無門，這位朋友只好把整個事件的事實經(jīng)過刊登在當?shù)匾环蓊H有分量的報紙上。沒想到，這件看起來還頗為復雜的事情一下子簡單了。報紙出版后沒兩天，廠家?guī)еr償金來了，質量監(jiān)督部門也帶著處罰（豆奶企業(yè)）通知書來了，部門負責人還表示，要“現(xiàn)場辦公，積極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次日，消協(xié)領導登門道歉。一則報道，可謂比太上老君的“急急如律令”還管用。
上述情況絕非個例。為什么有時候消費者愿意通過媒體，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來維權呢？因為相比政府機關，媒體的維權成本更低，效果更快也更好。但這樣一來，受損害的卻是政府部門的公信力。
毋庸置疑，政府設立質量監(jiān)管部門和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意在規(guī)范和凈化市場環(huán)境，幫助消費者進行維權。但是，由于“政出多門”導致權力“真空”，再加上部門間的不正之風，讓消費者在這條本應寬廣的維權之路上，卻走得舉步維艱。我那位朋友進行過一個簡單測算，加上產(chǎn)品檢驗費、誤工費、交通和通訊費，按行政渠道解決“豆奶事件”要花費2000元左右，而一袋豆奶的價格僅為14元人民幣，哪個消費者愿意花這么大的維權成本，去解決這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最終是否能解決還不一定。上述事件的發(fā)生，讓政府設立消費者保護部門的初衷大打折扣，消費者難免對這些市場監(jiān)管和執(zhí)法部門缺乏信任。在一個習慣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市場中，誠信、品牌這些冠冕堂皇的詞匯，不過是一些無良商家自我標榜的脂粉而已。
所謂令行禁止，名有令即便行之。而有令不行，損害的則是出令者的利益和信用。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民不舉，官不究”甚至“民舉了，官未必究”現(xiàn)象并不鮮見。從很多例證可以看出，給不合格產(chǎn)品曝光，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揭黑”的，有時并非執(zhí)法部門。歐典地板、蘇丹紅等社會反響巨大的事件，都是通過社會力量和媒體力量讓其昭然于天下的。但民間力量和媒體力量畢竟不是行政力量和執(zhí)法力量，況且，媒體也有媒體的利益。除一些“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能夠“有幸”被曝光之外，對于太多的普通維權，媒體也只能愛莫能助。絕大多數(shù)消費者在遭遇消費損害時，只好“打碎牙齒和血吞”，吃虧認倒霉算了。
多頭監(jiān)管、監(jiān)管不力、執(zhí)行困難的確困擾著地方行政部門。質量監(jiān)察部門沒有主動查證和執(zhí)行的權力，消費者協(xié)會作為民間團體更不具備行政執(zhí)法資格，具備行政資格和調查、執(zhí)行資格的司法部門，又似乎與此無關。多頭管理所導致的管理真空形成了中國當代經(jīng)濟社會一個奇異景象。
保護消費者權益似乎只有在每年“3.15”這一天才被想起，像遮羞布一樣被高高懸掛，而在其他三百六十四天里，消費者權益則成為一個高成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游戲”。
誰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權益？在2007年“3.15”之際，這個問題也許比“3.15”這個日子，比假冒偽劣商品對消費者造成的精神、物質損失更值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