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記憶里，1998年里只有洪水。其實，1998年還是朱鋼基就任新一屆國務院總理之年。盡管朱鋼基在國企改革上表現出來的強硬作風使其毀譽參半，但伴隨著“國退民進”、“抓大放小”政策的深入貫徹，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浪潮開始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涉難題無數，最難莫過于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到承包搞活、再到廠長經理負責制，很多時候好像國有企業(yè)都搞活了，可事后證明那不過是一次次的回光返照。全民所有必須依靠以管理層為核心的代理人來實現，真正的出資人永遠處在失位的狀態(tài)。權、責、利無法有效統(tǒng)一的體制是存在天然缺陷的。
產權大轉移的裂隙
1998年，國有企業(yè)的虧損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大多數行業(yè)全行業(yè)虧損，石油和紡織行業(yè)尤為嚴重。直到2003年國資委成立，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的股東權利，大型骨干國有企業(yè)的公司制改造才初步完成。對于中小型國有企業(yè)，則開始采取“國退民進、抓大放小”政策，能賣的賣，能轉的轉。但由于缺乏定價標準，再加上操作過程中的不透明，國有資產賤賣、職工利益被出賣的現象屢有發(fā)生。
現任國務院國資委企業(yè)改革局副局長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一家國有企業(yè)評估總資產為3億元，負債率80％，凈資產為6000萬元，職工500人；改制時，企業(yè)按平均每人3萬元的標準支付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共需1500萬元；扣除資產損失、拖欠職工工資、醫(yī)藥費、社保費用、內退人員費用合計2500萬元，所余2000萬元才是擬出售的企業(yè)國有資產。購買者只要支付國有凈資產的價值——2000萬元，就可以取得總資產3億元的國有企業(yè)所有權。
以現在的標準衡量，當時一些民營企業(yè)主接手國有資產的價格相當低廉。到了今天，企業(yè)股份轉讓已經不再以凈資產作基準了，通常要支付凈資產數倍的溢價。即使如此，行政干預、暗箱操作、把公司做虧再低價購入等非法手段，幾乎在每一樁國資出售中都存在。這是不少今天的民營企業(yè)家都不愿提及的資本原罪。現在我們經�？吹剑恍┢髽I(yè)主如天外飛仙般突然出現在胡潤的百富榜，又迅如流星般快速隕落。
艱難的產權之戰(zhàn)
在公變私飽受爭議的情況下，聯想的產權改革順利進行，又一次展現了掌舵者柳傳志的企業(yè)家智慧。2001年，聯想作為股份制改造試點，由財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牽頭進行。聯想終于把七年前獲得的35%股份分紅權，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股本擁有權。員工持股會用七年來一直沒有動的分紅，以凈資產打七折后4億~5億元的價格買下了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與很多企業(yè)領袖在股權結構中追求個人控股不同，柳傳志和其他核心人員在職工持股會中享有35%權益，相當于間接持有聯想12.25%股權。雖然中科院持有65%的控股權，但它并不干涉聯想的具體經營，在董事會中也只有1名代表，柳傳志在經營上擁有聯想的絕對控制權。
聯想產權變革的實質是管理層收購，盡管只涉及少數股份。后來海爾、美的、TCL和科龍等當時差不多與聯想齊名的企業(yè)，也大張旗鼓地展開了圍繞管理層收購的改制。但它們對聯想的仿效之舉遭到全國上下的口誅筆伐。2004年爆發(fā)的郎顧（郎咸平與顧雛軍）之爭，更是把這場爭論引入風暴的中心。
經濟學家郎咸平質疑TCL的管理層收購，就是怎么讓管理層在產權改革的煙幕下，“合法”取得其他人取得不了的國有資產。與聯想用現金購買股份不同，TCL管理層收購伴隨著國有股稀釋的過程�；葜菔姓劝裈CL的所有資產劃歸政府，然后與李東生簽訂放權經營協(xié)議，如果TCL凈資產回報率超過10%的最底線，多出的凈資產就照既定比例獎勵給管理層。
2000年，以何享健為首的管理層和工會成立的美托投資接手順德區(qū)政府在美的控股中的國有股份，購買價格差不多是美的當年每股凈資產4.07元打七折。美托投資收購所用的現金，全都是通過股票質押獲得的銀行貸款，管理層個人通過美托間接持有公司股份，則應先支付10％的現金，其余部分用紅利分期付清。這是一個十分優(yōu)厚的付款條件。
曾經在中國家電業(yè)顯赫十余年的科龍，1984年由潘寧創(chuàng)辦，順德區(qū)容桂鎮(zhèn)政府出了9萬元的試制費，所以，科龍成了集體企業(yè)。潘寧最終成為這一產權歸屬的犧牲品，1998年科龍極盛之時，潘寧被容桂鎮(zhèn)政府掃地出門。2002年，科龍經營每況愈下，容桂鎮(zhèn)政府把控股權讓度給顧雛軍的格林柯爾。這次私有化改革，最終把科龍送上了不歸路。
產業(yè)大佬的產權之痛
在中國企業(yè)史上，張瑞敏被公認為是與柳傳志齊名的領袖級別的中國企業(yè)家。但直到現在，海爾還停留在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產權歸屬爭論中，整體改制還沒有真正開始。管理層收購之路走不通，張瑞敏在海爾之外成立了海爾投資，控制長江證券等金融資產。也許，只有張瑞敏自己才明了海爾內部關聯公司之間的復雜關系。
像張瑞敏一樣為產權歸屬挖苦心思的還有宗慶后。娃哈哈與法國達能同床異夢的口水官司貫穿了2007年全年，源頭在于娃哈哈改制。二十年前，宗慶后承包杭州上城區(qū)校辦企業(yè)營銷部之后，就與國有經濟扯上了關系。1996年，娃哈哈已經如日中天，在不缺錢、品牌和技術的情況下，與達能和百富勤合資建設5個工廠，新建的工廠以宗慶后的個人名義與外方合資。2001年，杭州上城區(qū)將娃哈哈控股權轉讓給宗慶后及企業(yè)員工，娃哈哈摘掉了“紅帽子”，實現了從國有到民營的質變。也許連宗慶后都沒有想到，為改制引入的達能，卻在日后與自己爭奪起了資產歸屬。
傳統(tǒng)行業(yè)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yè)，為陷入資產歸屬而爭吵不休，IT和互聯網行業(yè)的產權卻清晰得像一面鏡子。新興行業(yè)市場化程度高，規(guī)則透明，丁磊、張朝陽、馬化騰、李彥宏、陳天橋和馬云等互聯網新貴，除去風險投資的少數股權以外，剩余大部分股份都歸自己和創(chuàng)業(yè)團隊。他們的創(chuàng)富故事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年輕的知識階層。
在中國民企、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產權改革史上，2005年開始的股權分置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全流通實現同股同權，以往按所有制為標準的產權歸屬將從此淡出既往的思維框架，民企也將以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面目示人。優(yōu)勢資源將進一步向優(yōu)質民企集中，它們面前的障礙越來越少，只要支付得起價格，就可以獲得資產權利。
在股權分置改革中首吃螃蟹的梁穩(wěn)根，已經連續(xù)舉牌沈陽機床和常林股份，雖沒有獲得控制權，但已經證明了在二級市場買進國有企業(yè)股份、并最終得到資產控制權的路徑是可行的。
資本市場除了充當股份集中交易平臺外，還有資產定價功能。通過公開、公正、透明的競價，市場將為優(yōu)質資產支付足夠高的溢價，公有資產再次變現的時候，以往的暗箱操作和賤賣現象將大為減少。
《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劉堅表示，回顧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企業(yè)的幾乎所有重大機遇都只是政治變革的伴生品。未來三十年，我們理應期待由更多與政治無涉的商業(yè)智慧構成中國企業(yè)的歷史。
毋庸置疑，新經濟和成熟的資本市場，將構筑未來三十年中國商業(yè)史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