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趨利，但在大災面前，商人不再唯利是圖汶川地震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從普通百姓到企業(yè)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國商人一向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胸懷。在大災面前，商人不再唯利是圖。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把幫助黎民蒼生放在第一位，盡自己所能為救災捐資出力。晉商在屢次賑災中都起到了先鋒作用。
喬致庸設粥棚廣濟災民
山西是一個多災的地方，在明清兩代，平均八年就有一次大旱。在明代276年歷史中，有大旱44次，平均六年一次。而且，在大旱之年往往有蟲災。山西也多次發(fā)生地震。據(jù)記載，從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道光二十年 （1840年）的473年間，共發(fā)生地震104次，其中6級以上的地震8次，還有超過7級，甚至8級的地震。在當時的條件下，政府的財力和組織能力都遠遠不夠。每次災害來臨，都會有許多百姓流離失所，忍饑受餓，甚至大量死亡。這時，出面賑災的往往是商人。
同治七年（1868年），一場百年罕見的旱災席卷北方大地。山西、陜西的災民死亡無數(shù)。喬致庸決定，家里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幼生活一律從儉，不許做新衣服，更不許吃山珍海味。喬家不僅給喬家堡的所有村民發(fā)放口糧，使他們足以維持溫飽。而且，還在街上廣設粥棚。他要求所熬的粥要達到“插上筷子不倒，解開布包不散”的標準。災民蜂擁而至，每天有數(shù)萬之眾。
開始只有兩口大鍋熬粥，后來增加到二十口，最后增加到一百口。這種救災行動持續(xù)了四個月，但災民越來越多，竟有十萬之眾。喬家有人認為，災民太多，憑喬家的能力救不過來。喬致庸卻說：“就是救不了天下所有災民，也要救濟逃難到喬家堡的災民。”他甚至讓家人不在家中開伙，而是和災民一起領粥。在喬致庸的感召和游說之下，其他富人也紛紛開設粥棚，才解了災民之困。當山西巡撫來到喬家堡，看到村外的幾百口大鍋時，感動不已，代表天下災民，向喬家堡磕了幾個響頭。喬致庸的義舉，使無數(shù)災民獲得了生機。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生動再現(xiàn)了這一感人場面。
自身受損以救蒼生百姓為主
光緒三年（1877年）是中國災害史上非常嚴重的一年。這一年，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北部省份遭遇三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顆粒無收。據(jù)當時駐在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因饑餓、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萬~1300萬人之間。其中，山西受災最嚴重，全省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清政府既沒有豐富的物資儲備，又缺乏組織協(xié)調(diào)能力，救災工作特別不得力。面對嚴重的災難，山西商人也深受損失，但他們以救蒼生百姓為重，主動行動起來，投入到救災中。
首先是捐錢捐物。在災害發(fā)生后短短幾個月內(nèi)，晉商共捐銀12萬兩，喬家還開倉賑災。當時，山西巡撫曾國荃親筆題寫“福重瑯環(huán)”巨幅匾額相贈。常家捐出了萬兩白銀。蔚字五聯(lián)號的東家侯萌昌捐1萬兩白銀。元封玖號的東家孫淑倫先捐銀1.6萬兩，后又捐米數(shù)千擔。其他晉商無論大小，都有捐贈。
晉商不僅捐款捐物，還組織各種救災工作，承擔了捐款的募集、匯兌和發(fā)放，協(xié)助政府進行救災工作。蔚豐厚掌柜范凝晉受平遙縣縣令之托，辦理各項救災事務，主持捐賑局的工作。他是當?shù)厝�，在當�(shù)厥考澲邢碛邢喈敻叩穆曌u。他號召當?shù)厥考澗桢X捐物，并親自分發(fā)給當?shù)刈罾щy的人。他連續(xù)工作了幾個月，很少休息，獲得鄉(xiāng)鄰們的尊重。此外，日升昌的掌柜張光邦也利用自己的人際關系，動員親朋好友捐助。協(xié)同慶票號的大掌柜劉慶和平日就十分熱衷于公益事業(yè)，修橋補路、開放書院。這時，他又出面號召士紳捐錢、捐谷。這些人都受到當?shù)厝嗣穹Q贊。
晉商在各地分號的掌柜也與家鄉(xiāng)同仁共同救災。蔚豐厚票號金陵分號掌柜范家俊受托負責募捐之事。他四處游說，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募集到10萬兩白銀。在四川分號任職的溫佩琛，盡管當時四川財政困難，他還是先拿出10萬兩銀子匯往山西，之后又在四川士紳籌集白銀幾十萬兩。可以說，晉商在外地的分號成為當?shù)氐哪季柚行�，并充當了這次救災的義工。
慈愛之心幫災民渡過難關
更令人感動的是常家。大災使這個外貿(mào)世家遭到沉重打擊。大災之年，人畜大量死亡，他們無法組織起龐大的運輸隊伍，運往俄羅斯的茶葉僅為正常年份的4%，還要承擔違約賠償。這時，常家已是近八百口人的大家庭，維持這么多人的生活也非易事。當時，常家不僅捐出白銀3萬兩，而且還想用更有效的方法幫助鄉(xiāng)親。他們知道，鄉(xiāng)親們平常還是可以過小康日子的，在這樣的災年，難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領取施舍。因此，他們決定蓋一個戲樓，任何人只要每天搬一次磚，就免費給他們提供兩頓飯。大災持續(xù)了三年，這個戲樓也蓋了三年。戲樓如今還在常家莊園中，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三萬兩銀子在當年就可以蓋一個相當大的院子。蓋這個戲樓是沒有收益的，常家也失去了往日經(jīng)商的精明細算，從經(jīng)濟的角度看，這個戲樓是失敗的。但它體現(xiàn)出的常家的仁愛之心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我每次去看這個戲樓，都要為常家的慈愛之心所感動。
其實，參加救災的不只是這些大戶人家，許多小晉商也為救災作出了他們的貢獻，在各地的縣志中有大量這樣的記載。比如，在光緒三年的大災中，太谷武炎卿，“聞里中有坐困無食者輒施食、施谷、施錢以拯之�！蔽乃撂么遒Z懷寶、李讓在京經(jīng)商，大旱災時，賈家建房，給農(nóng)民以工作機會，李家從北京運回糧食賣給村民�！袄罴邑溂Z，賈家蓋房”使土堂村無一人餓死，這個故事一直流傳到今天。祁縣商人孫繼申、王稀英、郝常發(fā)在光緒三年把自己的糧食拿出來救災，使全村人度過了大災之年。
在光緒三年，平遙一地“富戶167家和城鄉(xiāng)晉商票號錢行各鋪戶，共捐錢22.2萬兩銀子，制錢近3萬串。達蒲李家各門，共捐銀錢6.8萬兩，賑大口10.3萬，小口4萬，收留所兩處，男所140余口，女所2800余口，收養(yǎng)幼孩七處，收至1689口。始終經(jīng)理其事者，邑紳郭開運、范凝晉、李繼庚、劉慶和、許爾倉、冀日章、陳方章、呼嗣瑯、米養(yǎng)瑯、劉培厚、成銘等�！逼竭b一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大體相似。
經(jīng)商不忘愛國，不忘自己的社會責任，是中國商人的一貫傳統(tǒng)。在中華文化土地上產(chǎn)生的晉商，骨子里繼承的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把義與信放在利之上。無論他們的生意做得多大，都沒有忘記“達則兼濟天下”。
從這次汶川地震看，新一代中國企業(yè)家仍然沒有忘記中國商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他們在大災中的實際行動，把企業(yè)家的社會責任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中國這一代企業(yè)家，將是比晉商更輝煌的一代。
有晉商風范的民間商人
大地震發(fā)生后，都江堰魁光路新樂巷大片民居房屋遭受嚴重破壞，尤其都江堰工商家屬區(qū)嚴重坍塌，一時附近數(shù)百人吃飯成了非常大的問題。64歲的老共產(chǎn)黨員胡世清不顧自己家房屋垮塌和不斷的余震，帶領40多歲的兒子和地震中受傷的兒媳等全家5口人，拿出自己家里和開農(nóng)家樂剩余的大米、蔬菜，從5月13日起，開鍋煮起了救災米粥，免費向災民提供，讓附近三百多百姓吃飯不再是問題。 災后，胡大爺家也在困難中，但他說為大家煮飯，煮一天算一天，都是免費的義務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