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經濟變遷包括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最初產生于技術變遷分析，但在制度變遷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目前路徑依賴理論與進化論、博弈論等相互交融，在所有制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多樣性分析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是路徑依賴的，受到認知能力、經濟體制和政治因素等的影響，一旦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企業(yè)制度安排就可能趨同。

　　關鍵詞：變遷；路徑依賴；進化博弈；所有制；公司治理

　　一、路徑依賴學說的起源和發(fā)展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見于經濟史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Paul A. David于1975年出版的《技術選擇、創(chuàng)新和經濟增長》一書，不過當時并未引起重視。八十年代，David與美國圣達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將路徑依賴思想系統(tǒng)化，很快使之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發(fā)展最快、應用價值最高的學說之一。David的路徑依賴思想來自于他對打字機史的研究。

　　1936年，美國發(fā)明家Dvorak博士歷經十余年的研究，發(fā)明了一種新的鍵盤，起名為ASK鍵盤（美式簡化鍵盤，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稱為DSK鍵盤），聲稱比打字機發(fā)明者、美國人Sholes 1870年設計的、現在通用的QWERTY鍵盤效率更高。據說，當初 Sholes 在研制打字機時，為了解決打字員打字速度過快造成擠塞的問題，故意打亂了字母排列順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順序排列。不過，ASK鍵盤并沒有站住腳，慢慢地銷聲匿跡了，QWERTY獨霸鍵盤市場。David（1985）認為，QWERTY鍵盤之所以能在市場上占統(tǒng)治地位，不是因為它最好，而是因為它最早。這種情況被稱為路徑依賴。Arthur（1989）教授幾乎與David同時形成了路徑依賴的思想 ，但他的研究重點放在經濟中的遞增報酬與路徑依賴的關系。

　　David和Arthur的路徑依賴學說問世后，在經濟學家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許多經濟學家表示贊同，但也有些經濟學家反對。

　　1990年，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的Leibowitz和Margolis批評了David關于路徑依賴的觀點，認為DSK鍵盤比QWERTY鍵盤效率更高的斷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懷疑的證據支持的，而且，工效學的研究證明，Dvorak的發(fā)明并沒有太大的、科學上可以信賴的優(yōu)點。QWERTY鍵盤只所以存續(xù)下來，不過是打字機生產者之間激烈競爭的結果，而不是所謂的路徑依賴。

　　從90年代開始，North、Stark、David 等人逐漸把路徑依賴研究由技術變遷轉向制度變遷，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徑依賴理論。Campell、Hausner、Federowicz  、Vincensini 等人從生物進化的角度對制度性路徑依賴不同機制的解釋做出了貢獻。青木昌彥等人則試圖用進化博弈論解釋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

　　North（1990）認為，制度變遷受四種形式的報酬遞增制約：（1）制度重新創(chuàng)立時的建設成本（set-up cost）；（2）與現存的制度框架和網絡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陣有關的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3）通過合約與其它組織和政治團體在互補活動中的協(xié)調效應（coordination effect）；（4）以制度為基礎增加的簽約由于持久而減少了不確定性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North的總體分析框架是經濟史的。他試圖解釋世界不同地區(qū)之間發(fā)展程度的差別或績效差距。在他的諾貝爾演講（North ，1994）中，他提到經濟史中的路徑依賴與發(fā)展差距有關：由于所有國家不是平等發(fā)展的，一般來說，那些欠發(fā)達國家趕不上發(fā)達國家，因而歷史是路徑依賴的。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North，1997）中，針對后社會主義國家，他提出路徑依賴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種選擇定型（shaping）并約束可能被鎖住的制度路徑的事實。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Stark（1992）是最早把路徑依賴用于后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私有化戰(zhàn)略研究的學者之一。盡管他聲稱他的靈感來自于David 和Arthur，并接受了他們緩慢的、受約束的變遷的思想，但他仍有意無意地提出一些新的見解。他認為，社會變遷是社會集團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私有化戰(zhàn)略受制度遺產的約束。他反對后社會主義的轉軌會在制度真空里發(fā)生的觀點，強調制度變遷的進化本性。

　　David（1994）也是較早注意到技術上的路徑依賴和制度上的路徑依賴差別的學者之一。但他認為路徑依賴的三個成因（技術的相關性、規(guī)模經濟和投資的準不可逆性）對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是一樣的。當制度逐漸演進并且不被看作是資源配置問題的有效解時，制度就是路徑依賴的。David的制度上的路徑依賴概念只包含了漸進的變遷，很少涉及激進的變遷，因而他的分析沒有引起制度經濟學家們的注意。

　　Campell（1996，1997）承認激進的變遷也可能是路徑依賴的。Hausner等人（1995）接受了制度的路徑依賴觀的核心，即制度進化受制度遺產約束，同時又聲稱這種模式不能解釋引起鎖住的機制。他們認為制度變遷是“路徑依賴的路徑定型（path dependent path shaping）”的結果。Federowicz （1997） 批評了單純強調作為變遷障礙的制度遺產和解釋激進變遷的有限才能的觀點，提出后社會主義的制度變遷只能用與路徑依賴相伴的所謂的“可預見的制度（anticipated institutions）”的技術作用來更好地理解。他認為，路徑依賴對理解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必須加上技術的或“路徑發(fā)現”的要素，即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對制度變遷的預期。

　　法國巴黎大學的Vincensini（2001）則接受了一個路徑依賴的包容性定義，認為制度遺產和戰(zhàn)略性路徑定型行為引起的“歷史事件”影響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作為一個受制度遺產約束和可能導致鎖住的戰(zhàn)略行動影響的歷史累積進化過程，與技術上的路徑依賴有一定的關系，但兩者涉及制度的程度不同，有獨特的機制，并可以由路徑定型加以調和。Vincensini提出了影響和決定制度上的路徑依賴和路徑定型的三種機制，即：經濟體制、認知能力和政治因素，并把他們用于所有制結構的分析。

　　由Von Neumann 和 Oskar Morgenstern 于上世紀40年代發(fā)展起來、由于引進Nash均衡概念而活躍起來的博弈論在80年代經歷了一場“策略革命”，非合作博弈學說逐漸成為經濟學的標準工具。到90年代，博弈論研究的重點已經由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識轉移到進化模型，從而誕生了進化博弈論。青木昌彥是將進化博弈思想用于制度變遷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從進化博弈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common belief）的一個自我支持系統(tǒng)，這樣，制度變遷就可以理解為參與人有關博弈如何進行的信念在臨界規(guī)模（critical mass）上發(fā)生的變化。青木昌彥（2001）認為，系統(tǒng)內的變遷更可能由激發(fā)內部變遷的外部大沖擊引起，而不是連續(xù)的、逐漸的。在制度的關鍵轉折時期和隨后，主觀博弈模型的重建會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施加一定的約束，這就是路徑依賴。他所說的主觀博弈模型假定個體參與人不具有技術決定的博弈規(guī)則的完備知識，對其他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和環(huán)境狀態(tài)也做不出完備的推斷，所有的參與人都把制度看作是有關的約束，并據此采取行動。

　　Witt（ 2000）則把制度變遷看作是習慣（convention）或協(xié)調（coordination）博弈的參與者之間策略互動的變化。這種博弈以均衡點的多樣性為特征，用動態(tài)的觀點看，與路徑依賴現象有密切的聯系。在由目前已獲得的選擇機會的分布引發(fā)的基本（underlying）博弈中，對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的偏愛（bias）使得制度變遷過程趨同于或被鎖定于博弈的一個均衡點。

　　歷史的路徑依賴和非路徑依賴（independence）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路徑依賴學說不斷模型化的同時，國外不少學者還研究了進化博弈中的歷史非路徑依賴。Sandholm（1998）以簡單協(xié)調博弈為基礎，把產生歷史非路徑依賴預測的進化博弈分為三種模型：隨機穩(wěn)定性模型、局部互動（local interaction）的隨機穩(wěn)定性模型和廉價交談（cheap talk）模型。Sandholm 認為，雖然這三種模型都體現了隨意性（randomness），但只有局部互動模型才能產生可信的歷史非路徑依賴預測。因為一種習慣一旦建立起來，局中人就不可能通過個人努力改善其支付，也就不會有戰(zhàn)略性變化出現。

　　二、所有制和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理論按照由抽象到具體的邏輯，在成功地由技術變遷轉移到制度變遷的研究后，又被一些學者用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等現實問題的分析。

　　Jones和Mygind（1999）考察了愛沙尼亞私有化以來所有權結構的變動，結果發(fā)現，盡管存在大量的路徑依賴，重大的所有制變遷還是發(fā)生了。他們通過對愛沙尼亞進行的經濟計量學研究得出了以下幾個結論：第一，慣性在所有權分配中起著重要作用；第二，大企業(yè)和資本密集型企業(yè)更可能由外部人擁有所有權；第三，經濟績效在所有制變遷中不起決定性作用；第四，大的少數所有權股本（minority ownership stakes）提高了最初的多數所有權變化的概率，即與內部人持有的少數所有權相比，當外部人取得少數所有權地位時，他們更可能最終采取多數所有權。

　　Bebchuk 和 Roe（1999）把路徑依賴與公司治理聯系起來，提出了公司所有權與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理論。他們的研究發(fā)現，一個國家的所有權結構型式有著重要的路徑依賴根源，這種路徑依賴使一個國家的所有權結構型式部分地依賴于早期的型式，當這些國家早先的所有權結構由于不同的環(huán)境或歷史事件而存在差異時，即使后來經濟變得很相似，這些差別也會存續(xù)下去。

　　Bebchuk 和 Roe還區(qū)分了兩種不同形式的路徑依賴：一種是結構驅動的（structure-driven）路徑依賴；另一種是規(guī)則驅動的（rule-driven）路徑依賴。所謂規(guī)則是指治理公司與投資者、利益相關者和經理人員之間以及他們內部關系的所有法規(guī)，不僅包括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公司法，而且包括證券法和治理破產、勞工關系及金融機構的法律的相關部分，它們本身是路徑依賴的。

　　Bebchuk 和 Roe認為，所有權結構的選擇在兩種現在具有相同公司規(guī)則而開始時具有不同的所有權結構的經濟中，可能是不一樣的。先前的結構影響后來的結構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尋租。一個公司有效的所有權結構通常是路徑依賴的。由于適應性沈淀成本（sunk adaptive costs）、網絡外部性、互補性、多重最優(yōu)（multiple optima），供選擇的所有權結構的相對效率部分地依賴于這家公司或同一環(huán)境中的其它公司剛開始時的結構�，F有的公司所有權結構即便不再有效率，由于內部的尋租，也會具有充分的存續(xù)能力。那些享有控制權的當事人會阻止那些可能減少其控制的私人收益的變遷，即使這些變遷是有效率的。只要那些阻礙所有制結構轉型的人不負擔結構存續(xù)的全部成本，或者不獲取有效率變動的全部收益，已有的無效率的結構就會存續(xù)。

　　Bebchuk 和 Roe用于解釋法律規(guī)則路徑依賴的原因也有兩個：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利益集團政治。首先，即使假定法律規(guī)則只為效率的原因而選擇，初始的所有制型式也會影響可供選擇的公司規(guī)則的相對效率。有效率的規(guī)則集依賴于一個國家現有的公司結構和制度的型式；其次，一個國家初始的公司結構型式會影響不同的利益集團在產生公司規(guī)則的過程中的權力，企業(yè)內部的地位優(yōu)勢將轉化為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優(yōu)勢，這種效應會強化初始的所有權結構。Bebchuk 和 Roe分析了阻礙所有權結構趨同的其它原因，如企業(yè)的性質和市場的差別，觀念、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傾向的差別等。

　　Schmidt和Spindler（2000）同意Bebchuk 和 Roe對趨同論的懷疑，同時又認為他們的分析存在不足。Schmidt和Spindler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路徑依賴：一種是基于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或轉換成本作用的路徑依賴，如Roe（1997）舉的“彎路”的故事 ；另一種是從進化生物學中借用來的概念，指作為進化近視（evolutionary myopia）結果的路徑依賴。這兩種概念對公司治理快速趨同問題有不同的含意。Schmidt和Spindler引進了互補性概念說明路徑依賴的成因，認為由互補成分組成的公司治理體制的動態(tài)特性使得向最優(yōu)公司治理體制的快速趨同不可能發(fā)生。

　　三、中國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

　　上述學說對分析中國的公司治理改革是有借鑒意義的。

　　中國的公司治理問題是隨著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歷史進程而產生的。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9年開始，首先在四川，然后面向全國，推行了擴大國營工業(yè)企業(yè)自主權、增加企業(yè)留利改革（簡稱擴權讓利），隨后又于80年代中期推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廠長（經理）負責制。政府通過一系列改革舉措，將企業(yè)的經營管理權逐步下放到企業(yè)行政負責人手中。因此，這一階段可看作是經營管理權的私有化階段。當時，生產資料公有制被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不觸動生產數據所有制的前提下，將經營權私有化，有利于減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

　　第二階段，以1992年7月《全民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轉換經營機制條例》頒布和實施為標志，開始進行“轉機建制” ，重點是確立國有企業(yè)的法人地位，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fā)展、自我約束。企業(yè)控制權逐步下放到企業(yè)，由董事會行使，國家（各級政府）作為大股東，保留了出資人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1994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開始生效。此法明確規(guī)定了我國公司的兩種基本形式：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業(yè)法人”，股東以其出資額或所持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第三條）：“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第四條）：“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第五條）。此法還規(guī)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即決策（董事會）、監(jiān)督（監(jiān)事會）、執(zhí)行（經理人員）“三權分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都要設立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董事由股東選舉產生，監(jiān)事中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職工代表，總經理由董事（會）聘任。從此，中國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公司化。公司化的實質是控制權的私有化，由國家控制轉移到個人（董事）控制。

　　第三階段，從1997年開始，中共15大重新闡述了對公有制和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認識，明確表示國有經濟要從非關系國計民生行業(yè)和一般性競爭行業(yè)“退出”，縮小戰(zhàn)線，通過改制和資產重組，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股權結構多元化。盡管文件區(qū)分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實際上這是股權私有化的一個信號。到目前為止，中國原有的國有中小企業(yè)絕大多數被改造成為職工持有股權的股份合作制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部分拍賣轉讓給非公有制經濟，大型國有企業(yè)被改造成為國有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公司，少量特殊法人企業(yè)和行政性公司被改造成為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隨著外部投資者的進入和企業(yè)的增資擴股，國有經濟的股權逐步被稀釋。

　　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過程實際是路徑依賴的。1979年的擴大企業(yè)自主權作為“歷史小事件”，將國有企業(yè)改革鎖定在產權改革的軌道上。盡管現在看來，下放管理權限并不是最優(yōu)的選擇，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因為受到舊的經濟體制的束縛、人們的認知能力的局限和原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約，當事人（改革者）只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在擴權讓利的過程中，由于行政管理體制尚未改革，政府職能尚未轉變，中央下放給企業(yè)的權利被既得利益集團層層瓜分了。為避免地方政府和行業(yè)組織對企業(yè)的干預，中央決定把農村的承包經營引入企業(yè)，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行。承包制雖然暫時解放了企業(yè)生產力，但從長遠看導致了機會主義和短期行為。當時，許多企業(yè)實行掠奪式經營，竭澤而漁，不考慮企業(yè)發(fā)展后勁和內部經營機制的轉換。當產品供過于求、市場疲軟時，企業(yè)競爭乏力的弊端馬上顯露無遺。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視野開闊了，認知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加上三年的經濟蕭條證明改革之路是不可逆的，當事人不得不借鑒國外的經驗，實行股份制，將企業(yè)控制權交給董事會，藉以明晰產權關系，使企業(y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fā)展、自我約束。由于原有制度結構的慣性作用和利益集團的內部沖突，國有企業(yè)改制大多采取了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的方式，原來的經理班子和董事會成員基本重合，董事長和總經理一身二任（少數公司除外），“一把手”的權威有增無減，監(jiān)督機構形同虛設，企業(yè)領導人腐敗問題頻頻出現。而且由于一、二把手（甚至三、四把手）是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的，企業(yè)經營者為了保住官位，不得不四處活動，產生了大量的“尋租”。為了從根本上割斷政府與企業(yè)的聯系，減少政府直接治理的成本，國家開始實施股權私有化，一方面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股權結構多元化，并從一些行業(yè)中戰(zhàn)略性退出，另一方面部分企業(yè)由經營者和管理層持股，試圖讓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一致，以符合“匹配”的邏輯，同時轉嫁一部分剩余風險。股權稀釋后的國有企業(yè)并沒有有效地解決代理問題。由于目標不一致，且信息不對稱，外部股東和國家的利益時常受到損害，資產流失、作假成風。于是，公司治理提上了官方的議事日程。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提出“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xié)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2002年1月7日，中國證監(jiān)會和國家經貿委聯合發(fā)布《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準則》，闡明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投資者權利保護的實現方式，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監(jiān)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所應當遵循的基本的行為準則和職業(yè)道德等內容。十六大報告中又明確提出了“按照現代企業(yè)制度的要求，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繼續(xù)實行規(guī)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

　　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國有企業(yè)的治理采取了激勵與監(jiān)督并舉的方式。在經營者的激勵上，采取了年薪制、股份或股票期權獎勵、榮譽和政治地位等多種激勵手段；在監(jiān)督方面，采取了多元監(jiān)督體制，外部有強制性信息披露和政府職能機構監(jiān)管，內部有董事會、監(jiān)事會、工會、黨委會制衡。這種體制是世界多種治理模式調和的產物。比如在董事制度方面，中國既接受了德國的雙重董事會制度：在執(zhí)行經營職能的董事會之外設立監(jiān)事會；又受到日本商法的影響：監(jiān)事會規(guī)模不大且處于從屬地位；同時借鑒美國經驗，引進了獨立董事；而在實際操作上保留了中國特色：黨和政府牢牢控制著董事會。這些安排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一方面多元監(jiān)督增加了監(jiān)督成本，因為這些監(jiān)督手段之間有些是替代的關系，而不是互補的關系；另一方面，政治性遺產、制度性遺產和結構性遺產共同造成了路徑定型和路徑依賴，公司治理沿著原有的軌道進化，而沒有向著預期的有效率的方向變遷。但這些安排是現實的產物，是由目前人們的認知能力和社會體制決定的。從生物進化的角度看，雖然不是帕累托最優(yōu)的（瓦爾拉斯均衡），但卻是局部最優(yōu)的（進化穩(wěn)定均衡）。一旦人們的認知能力提高，制度環(huán)境改變，進化路徑可能就會改變，公司治理會向著最優(yōu)的方向趨同。

　　結  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或啟示：

　　第一，由于技術和制度是進化的，路徑依賴的定義也是在進化的。在David 和Arthur那里，路徑依賴是指技術選擇的不可預見、被鎖住和缺乏效率的情況；在North那里，路徑依賴是指制度框架使各種選擇定型并約束可能被鎖定的制度路徑的情況；而在青木昌彥那里，路徑依賴是指制度重建時，由參與者的認知能力所決定的主觀選擇模型繼續(xù)認同舊的基本制度結構，導致舊制度在新政權中以新的形式延續(xù)的情況。

　　第二，造成路徑依賴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路徑依賴既可能由技術上的原因引起，也可能由制度上的原因引起，還可能是參與人主觀認知上的原因造成。初始狀態(tài)、遞增報酬、突發(fā)小事件、轉換成本、有限理性、多重均衡、利益集團政治和知識累積等是認識和分析路徑依賴的重要工具。

　　第三，研究路徑依賴理論，既要重視歷史的路徑依賴，也要重視歷史的非路徑依賴（獨立性）。無論技術變遷，還是制度變遷，路徑依賴和非路徑依賴都是同時并存的。

　　第四，運用路徑依賴理論研究我國的所有制變革和公司治理變革，應把重點放在“路徑發(fā)現”和“路徑定型”上。一方面要比較不同改革路徑的成本和收益，從中選取最佳的路徑，另一方面要提高參與人的認知能力，及時清除進化路徑上的障礙，避免被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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